揭秘遮蔽精神控制的谎言之幕

[寒冰]

揭秘遮蔽精神控制的谎言之幕控制者为了避免暴露以及为了达到迫害的效果,通常会尽可能缩小参与行动的人员的范围.为了使迫害事实不会通过参与人员传播出去,会要求保密,并且使得执行具体迫害行为的人不清楚行为的真实目的.使用雇佣人员是一个方便的选择.但是社会有其自身的秩序,控制者即使是有关特权部门,所能够直接掌握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很多时候控制所涉及的监视和操纵需要得到控制者无法左右的有着自身运行规则的社会组织,公众场所的管理机构,不相关的公民个人的配合.这时对相关人员的私下贿赂或者收买在所涉及人员有限时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如果涉及人员过多,尤其是涉及多个城市或省份的时候成本就太过高昂,而且有暴露的危险.于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配合,而政府的任何行为都需要以某种公共利益为目的,所以这就需要在精神迫害的罪恶事实外面包裹上为了某种社会的公共利益的谎言.当控制者是某种特殊部门时,这些谎言就可能会是其它政府部门不得不相信的.此时这些政府部门不但不能询问被迫害者，而且会要求相关工作人员或普通公民不得把这些谎言告诉被迫害者.这种目的的达到需要控制者是某种特殊部门或能够控制这些部门的力量,并且这些特殊部门能够成功的欺骗其他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的社会组织,机构和公民.为了得到的配合不同,需要制造的谎言也不同.为了达到不暴露以及有效操纵的目的,相关人员一般只会被告知与其被分配工作有关的谎言.控制者直接掌握的人员中有一部分是知晓控制的真实目的与任务的,但精神控制通常涉及很多方面,他们中间有的知道的情况较全面,有的也只知道和自己任务有关的部分控制.而参与迫害的多数人在执行任务时还以为自己是在为了某种社会公共利益工作,因为精神控制的罪恶往往被遮蔽在层层的谎言之幕之后.　　关于精神控制,最大的谎言也许是精神控制不存在,被迫害者的任何宣称都是对其精神疾病的证明.但是人们怎么开始关注这个人?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事先认为这个人有精神疾病,至少人们有先在的寻求任何线索以证明他有精神疾病的倾向?为什么在没有对这个人有任何直接了解之前就对他有精神疾病的宣称那样肯定?为什么不觉得这仍然是一个需要自己去弄清楚的问题?对一个普通人,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许是大家都这么说,但谣言的来源恐怕是有关部门在做出某些事先的安排时对相关参与人员的解释,这里的部门可能是直接与控制者有关,或者是特殊部门所成功欺骗的其他政府机构.为给出需要监视,试探,迫害精神控制的受害者的理由,特殊部门非常容易想到的是把精神控制的受害者宣布为某种对现存社会秩序或者国家利益存在严重危害的人物,比如间谍,比如恐怖分子,或者给精神控制的受害者贴上危险人物的标签,在美国也许是穆斯林,在中国也许是某种国家不许可存在的组织的成员.然而恐怕需要问的问题是,在那么多普通公民中怎么发现这个人需要监控?政府部门通常不会那么无聊,随意或偶然选择某个人进行监控,监控的理由来自于足以引起注意以及怀疑的公开场合的行为,因为人们私下的言说和行为在监控之前是不会被知晓.但对于精神控制的受害者,控制者对于他的私下的言说了若指掌,从他行为中拼接出可疑的地方也非常容易.一个对于社会没有任何危害的普通人可以被直接宣布或者间接由被指使的他人举报为需要监控的危险人物.然而这种监控只对控制者是有好处的,对于公共利益是没有任何必要的.公共财政的开支被无故浪费,只对控制者有用的监视所得信息却因此可以更为全面和易得.对于控制者,更大的好处在于把被迫害者从所在的社会网络中分离出来,并且更容易凭借监视本身的秘密和全面性质进入他们原本不方便进入的场所,对被迫害者的控制,操纵和迫害更为彻底.控制者通过制造的这种谎言可以实现对被迫害者的全面控制,代价则是政府的公信力和国家财政的浪费.另外谎言可用于对被迫害者的私人道德形象的贬抑.精神控制因为其本身直接操纵个人神经系统的性质即使对于罪犯也是过分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中规定了这种类型的惩罚.但道德贬抑有利于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被迫害者的不道德,而不是迫害本身的不道德与极端邪恶.人们通常对于道德上的好人总是更容易相信,在其受迫害是更容易同情;而倾向于容忍对道德上有缺憾的人的迫害.另外丑化被迫害者的形象有利于减轻执行迫害者自己良知的谴责,这与战争动员中丑化敌人以利于士兵在战争中更容易原谅自己所可能对敌人的伤害的原理一样.然而这里我们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同胞.道德上的任何缺憾都不是法律惩戒的理由,更不是法律之外的迫害的理由,更何况这种迫害道德上的邪恶甚于任何刑罚.而且还需要问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听说这些流言,你为什么相信?这些流言来自于哪里?散布流言的人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控制者能够拥有散布流言需要利用的信息本身就证明监视的存在,而散布流言本身就是一种操纵手段,构成对被控制者公民权的侵犯:这是人们都能够看到的最表层的精神控制.表面上对于被控制者一切正常,而在一层一层的谎言之幕背后掩盖的可能是没有任何人负责的不可否认的对他的神经系统的直接操纵.这在一个至少表面上宣称法治的社会所以会成为可能，在于谎言所启动的社会过程构成了对个人公民权的剥夺.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为公共利益服务,但由于这种利益的宣称是基于谎言,所以他们的行为的真正结果是成为一个对普通公民的精神控制的合作者.很多人以为自己有保守秘密的义务,但这仅仅是控制者所需要的,而不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所需要的.